今年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从1986年上海长宁诞生全国首个“少年起诉组”,到如今“捕诉监防教”一体、“四大检察”协同、“六大保护”共治,40年未检征程,完成了从粗放办案到系统治理、从单一司法到全域守护的深刻蝶变。在这条守护少年的法治之路上,有一群观察者、推动者、践行者始终在场。“六一”国际儿童节,《检察日报》特邀吴梅芳、黄美媚、杨会军、张大冬等四位全国人大代表,倾听他们讲述与未检同行的履职故事。
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副院长、二级教授吴梅芳:
作为十三届、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特约监督员,能够亲历并参与推动未成年人检察事业的发展,我深感荣幸,也倍感责任重大。多年来,我始终把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放在心上、扛在肩上,一步步走近未检、理解未检、融入未检,见证了未检事业从“个案办理”走向“系统治理”的深刻变迁,也见证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领域的生动实践。
一切的缘起,是一次基层走访中,一名乡村教师的轻声叹息。
那是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到一个乡村学校调研,一名老师语气里满是焦虑与无助:“我们班上有个孩子,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缺少陪伴和管教。最近我发现他总和几个社会青年混在一起,我特别担心他走歪路,但除了着急,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老师的话,像一根细针,轻轻扎在我心上。作为长期研究基层治理、关注青少年成长的人大代表,我深知,监护缺失、亲情缺位、引导不足,是很多困境未成年人成长路上的“隐形陷阱”。他们既容易沾染不良习气、误入歧途,也更容易成为被侵害的对象。
从那时起,我开始系统思考、持续调研,把基层发现的一个个“小问题”,转化为推动治理的一个个“金点子”。九年来,我先后提出6项聚焦未成年人保护的建议,涵盖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校园周边安全治理、少年法庭改革、未成年人智能手机管控等多个方面。这些建议,从不同侧面为未成年人成长保驾护航,也为后来提出系统性治理建议,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2025年全国两会,是我履职路上的重要一站。我提交了《关于履行检察职能加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工作的建议》,该建议被确定为全国人大重点督办建议,由最高检主办,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协办。建议的核心,是推动构建“前端预防敏锐、中端干预精准、后端矫治有效”的立体化治理体系,我在建议中明确提出:要让督促监护令和家庭教育指导常态化、制度化,不能停留在纸面;要抓实“控辍保学”,强化校园安全建设;要落实“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理念,依法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要推进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矫治体系建设,加强专门教育与矫治教育监督。
没有“文来文往”的繁杂,只有“同题共答”的真诚。收到建议后的三个月内,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多次与我沟通,主动通报进展、坦诚交流难点、认真听取意见。他们不仅详细汇报阶段性工作举措,更把我请到检察机关,面对面座谈研讨。
办理答复也不局限于总结过往工作,更着重规划未来治理路径,真正把代表民意、群众期盼融入未检工作规划之中。这份用心打磨的建议答复文稿,以综合得分第一名被最高检评为2025年全国两会建议提案优秀答复文稿。今年2月,我的这一建议办理案例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评为“高质量办理代表建议典型案例”。这些肯定的背后,是检察机关尊重民意、为民履职的责任担当。
吴梅芳代表(前排右二)与同学们一起,参观安徽省合肥市法治宣传教育基地暨合肥市包河区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听取检察官的讲解。
作为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九年履职路,六条护童建言,我深切体会到,未成年人保护永远在路上。未来,我将继续坚守代表使命,扎根基层、倾听民声,聚焦未成年人保护的难点痛点,持续建言献策、跟踪监督,与全体未检人并肩同行,用法治守护青春,用温情护航成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法治阳光下平安、健康、快乐地长大。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原始人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行政人力资源部行政专员黄美媚:
5月12日,我再次来到浙江省永康市检察院调研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看着未检办公区内一面贴满孩子照片的墙壁,感慨万千。
检察官说,这些照片是经过帮教顺利回归社会的孩子们寄回来的。我不禁想到,一纸惩戒很容易,但要真正拉回一个孩子,还是需要有人帮他把“岔路”铺回“正道”。在这场爱与时间的“赛跑”中,我就想做这样的人。
与未检工作的结缘,始于2018年我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不久的那次未检工作专题调研。当我得知,一些涉罪未成年人往往是因为家庭监护缺失,或受不良信息诱导才走上了歧途时,内心深受感触。我思忖着,自己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能否为这些迷途的孩子做些什么?
2019年5月27日,在永康市检察院的大力支持下,浙江省首个“全国人大代表未成年人关护站”在永康正式揭牌。我坚信,检察力量与代表力量的结合,将为处于特殊环境中的孩子提供更多关护照料。
很快,我参与了一起未成年人涉嫌盗窃罪的帮教。检察官告诉我,考虑到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想对17岁的小林(化名)作附条件不起诉处理,但小林身边没有合适的监护人,帮教基础较弱,这让他们犯了难。
“咱不是有关护站嘛。”我当即表示。于是,依托关护站的“人大代表+检察官”联动机制,我们组建起由全国、金华市、永康市三级人大代表组成的关护联络组,承担起弥补监护缺失、强化日常关护的职责,筑牢帮教工作的“兜底防线”。
考验期内,我与检察官定期对小林进行跟踪回访。几次促膝长谈后,我们意识到,思想上的扶正终究要靠生活里的“扎根”来完成。顺着这个方向,我们为小林提供了“一对一”的就业指导,帮他梳理职业优势、明确发展方向,一步步为他铺就回归社会的踏实道路。考察期满后,检察院综合其表现,最终依法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
2021年5月,我接到了小林打来的电话:“阿姨,赃款终于全部退清了。虽然赚钱不容易,但我感觉很充实。”电话那头的声音亮堂了许多。那一刻我揪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黄美媚代表(后排左五)参加面向未成年人的普法活动。
关护站的成立只是开始。我始终觉得,个人的力量太有限,必须团结更多力量共同参与。于是,我和检察官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总结:运行“1+1+N”团队模式、推行“权益维护+心理疏导+关护帮教+保护救助”联络组分工协助模式、设立附条件不起诉不公开听证的精准监督机制……渐渐地,涉罪未成年人帮教、社会资源链接的全链条“大保护”格局逐渐形成。我欣喜地看到,关护站的力量也随之壮大,成员从最初由我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单点推动,逐步拓展为“人大代表群体”的合力参与。
截至目前,关护站已吸纳各级人大代表8人、律师6人、志愿工作者20人,累计开展帮教300余人次。人多力量大,我们的干劲更足,成效也更好了。
未成年人代表着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因此,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深感责任重大,一定要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鼓与呼。
2019年全国两会,我建议制定儿童福利法;2020年,我建议将法治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今年,我聚焦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建设,建议建立跨部门联动机制,打破未成年人保护信息壁垒。
回望来时路,我觉得能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下一代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面对已砥砺前行四十载的未检工作,我知道站在新的历史节点,未检工作将迎来更光明的前景,自己要做的事也会更多。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龙煤集团七台河矿业公司龙湖煤矿支柱厂副厂长杨会军:
我从一名普通采煤工人成长为支柱厂副厂长,大半辈子都与矿井、安全、坚守为伴,早已把“时时放心不下”的安全生产底线刻进骨子里。自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我的履职版图多了一份温柔且坚定的牵挂——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我在见证未成年人检察40年蜕变的过程中,读懂了“守护少年就是守护未来”的深刻意义。
这份跨领域的履职初心,源于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检察机关的深度联动。在一次检察开放日上,办案检察官分享的一起案件,让我至今难忘。几名十几岁的孩子,因家庭教育缺失、日常无人监管,长期深夜在外游荡、聚众斗殴,最终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置。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案件没有进入司法追诉程序,孩子们的人生迷途也无人引导、无人矫正。
“杨代表,这事儿不是检察院一家能解决的,得有教育、民政、公安、学校一起使劲儿。”检察官的一席话,让我深受触动。我常年扎根矿区,知道大量务工家庭因生计外出打拼,留下众多留守、困境儿童。家庭监护缺位、日常管教缺失,让部分孩子游离在监管之外,极易误入歧途、触碰法律红线。于是,我下定决心深耕未成年人罪错行为预防与矫治工作。
为吃透未检工作政策、摸清基层治理痛点,我主动研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项文件、行业研究资料,虚心向未检干警请教专业问题,逐案梳理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由轻到重、循序渐进的演变规律。那段时间,我二十余次走进检察院与未检检察官沟通交流,最长一次电话沟通时长超过两小时。
我深刻认识到,未成年人犯错大多是成长偏差而非本性恶劣,罪错行为的早期干预、分级矫治,是阻止少年滑向犯罪深渊的关键关口,也是新时代未检工作精细化治理的核心要义。未检四十年的发展历程,正是不断补齐干预短板、细化治理标准、完善协同机制的进阶之路。
2025年全国两会上,我正式提交关于加快制定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规范性文件的建议,呼吁建立分层分类、精准施策的干预矫治体系,打通多部门协同治理堵点。让我倍感温暖与振奋的是,我的建议得到了最高检的高度重视。两会结束后,最高检工作人员多次与我主动对接,逐条反馈建议研究落实进度。同年7月,我收到了最高检的书面正式答复。答复明确提出,将加快完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标准,健全多部门联动干预机制,推动基层矫治工作有规可依、有章可循。
杨会军代表(右一)参加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检察院法治进校园活动。
这份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让我真切见证了新时代未检工作求真务实、倾听民声、回应民意的优良作风,也让我更加坚定了深耕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履职决心。此后,我持续跟进调研、紧盯落实进展,往返检察机关开展实地走访。
今年1月,我欣喜地获悉最高检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检察监督 促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工作的意见》,为全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分级干预矫治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这也标志着我国未检治理体系在40年深耕迭代中,实现了更加精准化、制度化、系统化的跨越升级。
有人问我,常年扎根井下一线,为何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如此较真?我想说,我深知基层生活的不易,更懂迷途少年对救赎与希望的渴望。未成年人保护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这根守护之弦我将永远紧绷、永不松懈。
今年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我所在的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是一所底蕴深厚、传承红色基因的百年名校,学校始终将校园法治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作为扎根教育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我有幸站在校园育人与司法保护的交会点,亲身见证新时代未检工作的迭代升级。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要把青少年培养成为拥有“四个自信”的孩子。总书记的指示让我深受启发,当晚,我与淮安区检察院未检部门负责人沟通。结合长期校园教育经验,我提出法治副校长普法模式成效显著,但实践中存在普法碎片化、不系统的问题,亟须创新工作方式,构建体系化的校园普法机制。
我们迅速达成合作共识,以法治副校长制度为核心抓手,体系化推进校园普法提质增效,聚焦学生、教师、家长、学校四方需求,打造实现四个“心安”的法治育人体系,正式创立“法治心安工程”,我也受邀成为淮安区检察院未检办案团队特聘专家,肩负起司法与教育联动的履职责任。
张大冬代表(左一)为小学生介绍新安旅行团历史。
为让法治教育入脑入心、落地生根,我们立足新安旅行团红色传统,组建“小好汉法治宣讲团”,转变传统单向普法模式,让青少年成为法治宣传的主力军。与此同时,淮安区检察院专门在我校设立法治副校长专属办公室,安排检察官定期轮值,全程参与、指导校园法治建设各项工作。
经过阶段性实践打磨,“法治心安工程”模式日趋成熟,迅速在全区中小学推广落地,先后获评江苏省检察机关“法治副校长履职典型事例”、第四批党建与业务融合典型事例,检校联动法治育人成效持续凸显。
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我结合大量实践调研,提交关于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分级处置、精准矫治机制的建议,呼吁通过分级处置机制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实施精准矫治,提升帮教矫治精准度。该建议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相关话题两次登上微博热搜,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时间反馈,明确该建议与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方向高度契合,将统筹研究、落地落实。一份小小的建议引起如此巨大的关注,这让我更加真切感受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社会价值与时代意义。
今年春节一过,我再次来到淮安区检察院调研未检工作。座谈时,检察官讲述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关注:部分未成年人缺乏性知识和相关法律知识,可能遭遇性侵犯罪。深思熟虑后,我建议由检察院牵头相关部门,开展一次以性安全教育为主题的专项行动,弥补家庭和学校缺失的这一课。
很快,由淮安区检察院牵头区妇联、教体局、团区委等部门共同参与的“青春期安全法治教育全覆盖”专项行动正式启动,我应邀参与了具体工作方案的制定。活动创新设置双课程体系,由“女童保护”志愿讲师讲授《拥抱青春期》课程;由检察官专属研发《给青春加道防护锁》法治课程,解答青少年法律困惑、明确行为边界。截至今年5月中旬,专项行动已开展授课100余节,覆盖学生6000余人,力争暑期前实现全区24所中学、737个班级、31192名中学生法治安全教育全覆盖。
从1986年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成立首个少年起诉组开始,四十年风雨兼程。一代代检察人坚守护童初心,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断迈向规范化、社会化、精准化。作为教育战线的人大代表,我将继续立足双重身份,以校园为阵地、以实践为依托,持续深化检校联动,当好司法保护与学校保护的连心桥,为未检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教育力量、代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