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的百年红豆杉是野生的吗？

——最高检第四评议组在渝开展出庭支持公诉评议活动

近日，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上诉案在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开庭审理。

2022年，张刚（化名）委托李明（化名，另案处理）购买红豆杉，将目标锁定为一株野生红豆杉。2022年3月至2023年1月，张刚与李明通过照片、视频聊天等方式，实时掌握红豆杉长势与周边环境等情况，并对树桩采伐方式、树干截取尺寸等提出明确要求。2023年2月5日，张刚向李明转账2万元购树款。其后，红豆杉被砍伐，加工成板材后转运至张刚家中的车库存放。

2025年11月，一审法院以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张刚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张刚随即提出上诉。

涉案红豆杉是不是野生的？存不存在人工培育的可能？这是该案诉辩争锋的焦点之一。

作为一审定案的关键证据，A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显示，涉案树木为野生红豆杉，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树龄为117年±5年。针对该鉴定存在的程序性瑕疵，A所出具了第二份鉴定意见，再次对涉案树木为红豆杉予以确认。

上诉人及辩护人认为，第二份鉴定意见的表述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少了“野生”二字，遂对两份不完全一致的鉴定意见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人出庭做证。二审法庭调查阶段，控辩双方围绕鉴定意见的“证据三性”（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充分质证，并就专业问题向鉴定人交叉发问。

“野生红豆杉与人工培育的红豆杉如何区别，关系到罪与非罪，这是刑事诉讼中的专门问题，也是一个必须实事求是的科学问题。”刘伟在质证时说。

对此，检察出庭团队举示了一份“新证据”——由重庆市石柱县公安局委托B司法鉴定所对红豆杉是否为野生进行的补充鉴定。新的鉴定意见书显示，涉案红豆杉不符合人工种植规律，符合野生植株随机分布的特征规律。

记者了解到，由于此次委托鉴定时，距红豆杉被盗伐已过三年，提取DNA用于分子生物学鉴定的难度很大。既然如此，红豆杉野生与否又该如何判定？

“根据现场勘察情况，该红豆杉采挖点处于崖边，以乱石为主，没有进行过挖坑和培土的人为干预痕迹……”鉴定人详细解答了出庭检察官罗敏的疑问，“而且树蔸处有明显向上折弯的情况，系林木落生时根系进入石缝间，植株不与地面垂直，呈倾倒之势，在向阳生长的作用力下促使林木向上折弯，所以判断其在幼苗时期是自然生长。”

“多位村民的证言也证实，这株红豆杉在石头缝隙中生长几十年了，不是由人种植的。”刘伟在质证小结中指出，结合两名鉴定人的说明来看，涉案红豆杉树龄过百年，当初还没有人工繁育红豆杉的技术，足以判定其为野生。

庭审中，仅询问鉴定人就花了将近2个小时，辩护人可谓“寸土必争”。面对对方的无罪辩护，检察出庭团队借助多媒体举证展示了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当庭播放有关通话录音，以视频方式呈现案发地域面貌，顺着时间线层层抽丝剥茧，还原了从砍伐预谋到事后匿赃的犯罪全过程。颇具直观冲击力的示证，给旁听的评议组成员和人大代表留下深刻印象。

“检察出庭团队拿出的‘三纲一书’体系完整，事实梳理系统扎实，全面复核了一审的关键性证据，体现了分院作为二审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在次日举行的评议会上，评议组成员、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盛常红表示，要更加善于用层层递进的讯问，揭穿上诉人辩解的逻辑漏洞和前后矛盾，破除其侥幸心理。

“团队挖掘电子数据的价值，还原案件事实，这种边展示、边说明、边提示的指控效果很好，对上诉理由也逐一有力回应，公平正义就是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评议组成员、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天津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陆旭评价。

“出庭检察员法庭质证全程脱稿，语言凝练，思路清晰，说理性强。”评议组成员、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高贝建议，辩护人反复询问鉴定人属于诱导性发问，应注意及时制止。

“检察长带头办理疑难复杂案件，讯问有理有力，质证从容不迫，展现了丰富的庭审经验和驾驭能力。针对辩护人可能就鉴定机构资质、鉴定程序、结论效力提出的异议，要把出庭预案做得更细更充分，全方位提升庭审指控质效。”最高检第四评议组组长、河北省检察院原副检察长赵智慧在总结时指出，整个庭审持续8个小时，控辩审三方都很有特点，为推动探索二审案件庭审实质化、规范化“打了样”。

全媒体记者：满宁